虽然国内粮价维持着稳定，但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担忧不绝于耳。中国粮食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在保障粮食安全中做出牺牲的群体，如何补偿？4月3日，记者就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国祥研究员进行了对话。

《华夏时报》：作为研究粮食问题的专家，你觉得中国粮食存在安全问题吗？

李国祥：从中央采取的政策来看，农民种粮积极性将提高，5亿吨的产量有保障，中国有能力实现粮食自给，我认为短期内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即使国外粮食价格大涨，国人也无需为此担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方针。

《华夏时报》：限制出口对农民收益影响大吗？

李国祥：影响肯定很大。如果放开出口，国内大米价格肯定同步上涨，农民收入将大增，尤其是东北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但大米价格上涨将推动物价，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

《华夏时报》：因此就有了“托市”的最低收购限价上调？

李国祥：采取最低限价收购做法，主要是稳定和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华夏时报》：粮农大量余粮无人收购，其损失谁来承担？

李国祥：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粮食安全是国家的粮食安全，不是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也不是粮农的粮食安全。其中的利益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销区承担什么责任，消费者承担什么责任？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通过补助和转移支付去平衡。

《华夏时报》：请评价国家对主产区和农民的利益补偿。

李国祥：应该说主产区政府和主产区粮农的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粮农相对来说更吃亏。从利益出发，沿海城市更愿意发展工业项目，而不愿搞粮食生产。这就是为什么18亿亩的耕地很难保证的原因，总理甚至画定红线，但很多地方仍有冲动，因为搞粮食生产划不来。

《华夏时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李国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比如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让粮食主产区政府和粮农不吃亏，让保护耕地的人不吃亏。过去，主产区农民的收入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主产区的补偿力度加强，情况有了不小的改善，但离目标依然有很大差距。

《华夏时报》：在近期出台的诸多粮食政策中，你认为哪一条最有代表性？

李国祥：过去的粮食补贴政策，补在流通领域，从2000年开始转到对种粮农户的补贴，这个政策非常好。这几年种粮面积连续4年增加，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与这项政策直接相关。我们测算发现，新增播种面积中，三分之一来自于政府的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增加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可以说钱用在刀刃上了。

《华夏时报》：你认为政府还会出台调动种粮积极性的政策吗？

李国祥：这要看已经采取的政策的后续影响。如果相关政策仍无法有效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排除还会有相关政策跟进。

《华夏时报》：保障粮食安全需要精确数据，现有数据是否可信？

李国祥：统计数据是七分估计三分统计，任何国家的数据都有误差。应该说，在中国众多统计数据中，粮食数据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当然，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无法做到准确把握，但有一个数据可以，那就是市场上的价格，它能反映当前的粮食实际情况。

《华夏时报》：那近期大米价格不断向下滑落，是不是说明粮食过剩？

李国祥：我们一般不直接说粮食过剩不过剩，而是以库存去衡量。一般不讲过剩，而是说库存水平比较高。在目前粮食库存比较高的情况下，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引起大家担忧，我认为主要是和防止通货膨胀有关。